yiqicao17@gmail.com

落实“两个一批”、纠正涉产权冤错案件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民营企业家对自己的财产及其权利安心和放心，从而对未来有稳定的预期和信心。如果纠正涉产权冤错案件的司法结果并没有产生相应的涉财产权利的效果和效应，那么，相应的司法过程就不仅仅是浪费司法资源而已，实际上会起到与落实“两个一批”所要达成目标的相反结果。因此，尽管顾雏军案没有“将原生效裁判都彻底推翻”，但对已推翻和改判的原生效裁判部分给当事人所造成的权利损益，仍然需要依法作出相应的法律和行政安排。这种法律和行政安排，既是遵法守法和依法行政的要求，也是落实“两个一批”的要求。

不过，在一些机构眼中，资金流的变动并非严重问题。资产管理公司Research Affiliates的首席投资官克里斯·布莱曼表示，对外部债务、外汇储备和经常账户余额三大指标的监测结果表明，新兴市场国家发生广泛资金危机的风险较低。他还认为，“当风险和坏消息为市场熟知并且恐惧达到高点时，是时候买进而不是卖出。”

在普遍下跌的全球股市中，深证成指和上证综指的表现更是垫底。具体来看，上证综指全年累计下跌24.59%、深证成指全年累计下跌34.42%、中小板指全年更是累计下跌37.75%、创业板指数则累计下跌28.65%。从Wind行业统计来看，2018年公用事业和金融业跌幅最少，分别下跌了16.61%和16.99%；信息技术、材料、可选消费及工业的跌幅最多，均超过30%。

第六，消除农地规模经营的障碍。政府不能强迫农民流转或放弃农地承包权，如《承包法》第26条第2款所规定的：“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应该探索建立进城农民承包地、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从而鼓励农村转移人口向大中城市集中。《承包法》中的这一条款正是需要通过总结农地“三权分置”的经验而加以修改的。此外，政府也不应限制农民土地承包权的流转。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落户和迁徙定居，传统的村落有的兴盛，有的衰亡，彼此之间的合并重组已经不可避免，由此必然要求农地承包权的流转跨越原集体经济组织的界限，甚至不同村落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也难免会发生相应的转移和重组。农地制度的安排应该顺应这一城乡关系变革和农村传统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

2014-2018年，协鑫新能源电站装机从0.6 GW扩张到了7.3 GW，增长逾十倍。“看着吓人。”国内某光伏电站民企的一位高管这样形容协鑫当时的扩张速度。这场狂热的电站投资潮，将中国光伏装机量由2014年的28 GW推上了2017年的130 GW。

接近该公司的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作为云南市场的“地头蛇”，云南城投拥有强大的一级土地开发能力，因此有着不少优质土地资源，而城投背景也使得其成为大房企愿意合作的对象。在房地产市场并购浪潮汹涌而至的背景之下，这些资源的变现能力起到了重要作用。虽然将项目的操盘权让出，但云南城投在部分项目中仍旧保留了一定比例的股权，同样可以获得收益，并为公司的下一步发展提供资金支持。